东北二人转演出服装（他男扮女装唱了十八年东北二人转）

实在想不出个答案，梁龙告诉自己：这就是中年危机吧，年纪大了，内分泌都跟着老了，晚上喝一顿酒第二天都爬不起来，就别说对信息的消化能力，肯定是在下降。

他再也不敢像十几、二十年前那样拍着胸脯说，自己比别人更有前瞻性了。

文 | 姚胤米

编辑 | 冯翔

2017年的最后一天，沈阳。

气温零下十五度，二十郎当岁的青年们裹着厚重的羽绒服，在沈阳大学体育馆的大厅里排起了长队，等候二手玫瑰乐队跨年演出的入场。

检完票，他们便把大衣、毛衣一脱，毫不避讳地展示他们为了这场演出的精心打扮——男孩子们赤膊套了件红配绿花色的马甲，女孩子们画着夸张的眼妆，上唇沾上荧光绿色的亮片，下唇涂上紫红色的口红。东北经典红配绿主题花色的背心和肚兜，是宣告和寻找同类的标志。

一声清脆的铃响后，旧式大队广播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各位同志请注意，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主唱梁龙站定在舞台中央，提起一口气，唱出这支乐队最著名的一句歌词——大哥你玩儿摇滚，你玩儿它有啥用啊？

唢呐起，幕帘落，场下沸腾。将近3000人在妖娆的音乐里晃动身体，pogo、甩头、开火车，高举手臂大喊。

梁龙戴着墨镜，涂红唇，黑底外套上缀着玫瑰花，腿上套着黑色条纹丝袜，踩一双银色低跟鞋，一边舞动手臂，一边唱：我必须学会新的卖弄啊，这样你才能继续地喜欢呐……

这首歌是《伎俩》，出自二手玫瑰2003年的第一张专辑。写下这首歌时，梁龙断了自己全部的后路，最后一次从东北闯进京城。

现在看来，这首歌神奇般地预言了这支乐队、乃至中国摇滚乐面临的现实——听众永远需要新的“卖弄”。

成立18年，二手玫瑰和中国摇滚乐都有了新的“卖弄”。渐渐从地下走到地上，从边缘变成压轴。

吊诡的是：世界却已不似当年。

1

1999年。22岁的梁龙买了一张最便宜的绿皮火车票，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晃晃荡荡抵达北京。

落脚地是一个朋友帮找的，在广安门，地下二层，几平米，铁皮床，房租一个月两百。

在老家，他不稀罕保安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一心组乐队干摇滚，闯过两次京城都没混下去。这一次他带着十几首歌，后路全断了。成事，重组乐队，扎根京城；不成，回家，这辈子再也不搞了。

90年代末，一大波被摇滚唤醒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聚集在北京，这个孕育了崔健、黑豹、唐朝和魔岩三杰的城市，是摇滚青年们心中的圣地。

没住几天，梁龙就有了邻居兼同行。七八个操着一嘴浓重辽宁鞍山口音的大小伙子一进门，就拽着梁龙出去喝酒，一行人在馆子里喝到谁也不认识谁。

酒精浇灌了这帮摇滚青年的地下室友情。张宇总买啤酒，看见梁龙经过，就招呼一声：

“来，进来喝点。你来北京干啥的？”

“我也搞乐队的。”

“那你人呢？”

“……人还没有。”

创始初期的二手玫瑰 图 / 受访者提供

张宇是鞍山这伙摇滚青年的头儿。多年后，他成为重金属乐队“液氧罐头”的主唱，以嘶吼著称。在那个地下室里，他和梁龙是关系最好的朋友。俩人最困窘的时候，发现床底下有不知从哪来的半瓶啤酒，欣喜若狂。当即猜拳决定谁喝。最后一人一杯，俩人仰脖一喝，同时喷了。是尿！呸！

人到北京只是第一步。往后怎么走，那个摇滚圈在哪儿，怎么才能进去，这些怀着热情仆仆而来的小伙子没一个知道。一连几个月，他们都缩在地下室不敢出门。

那时候，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还没废除，派出所查流动人口查得严，逮住没有暂住证的送昌平筛沙子，筛几个月塞上火车遣送回乡。半夜小伙子们想喝酒了要猜拳，输的人去买。警察来查就全体静默假装屋里没人。外面没动静了，就凑在一块儿喝酒，聊梦想吹牛皮，怎么大怎么吹。第二天早上面对满地狼藉，心里闪过一阵失落。

时间的界限在见不到太阳的地下室里变得面目模糊。灯一拉，就是白天，再一关，就是晚上。没人知道那个远道而来追逐的“明天”到底在哪儿。

最挣扎的时候，梁龙动手写下了《招安》：你无须去陪我坚持，如果今天的天气还是那么软；你无须去陪我坚持，如果明天的朋友还是那么硬。

写完了，他跟自己说：“我这条路，是不是差不多走到头了？”

地下室曾经自杀过一个姑娘，就在他们住的那间屋子里。房东不说他们也不知道。

2

机会是从地上捡来的。

有一天，鞍山帮里一个小伙在楼门口捡到一张海报：中国政法大学准备搞一场音乐演出，征集乐队表演。张宇带着自己的乐队，又拽上了梁龙，一起租了辆面包车到了昌平。

快上台了，梁龙跟张宇说：“不行，我要化妆。”张宇心想，你一个弹唱化什么妆？但还是帮着借了化妆品。化完，梁龙又说，我要穿女孩衣服。张宇急了：“你是不是神经病啊，一天天的？”

梁龙没管，硬是借了件女孩儿的开衫。当年瘦，头发长，这么一打扮，马上就和别的乐队区分开了。上了台发现麦克架是坏的，张宇就用胶布把杆子一缠，蹲在地上举着，麦克风怼着梁龙的嘴。只唱了一首歌，《采花》，掺着一股东北二人转味儿，下面的学生听得还挺激动。

穿女装是从二手玫瑰第一次正式演出留下的习惯。1999年，哈尔滨市准备举办第二届摇滚音乐节，梁龙带着乐队去了。哥几个在农村混了一夏天，往那一站就是纯农村人，棉衣套棉衣，窝窝囊囊的。走完台，主办方给每个乐队分了二十个包子，唯独没给二手玫瑰。

梁龙一生气，领着乐队出去干白酒，干大了，跌跌撞撞回到演出现场，正好看见一个女孩在后台化妆，直接就把化妆品抢过来了往自己脸上抹。“不要脸了，今天晚上和所有乐队死磕，把你们全灭了”，梁龙心里想。

别的乐队都是金属风格。涂着红嘴唇的梁龙一上台，唢呐一吹，特妖娆，哄堂大笑。“作”完第一场，梁龙脸上的妆就再也摘不掉了。在那个妆面里，他特别陶醉、特别享受，阴阳怪气的，不上妆做不到，一抹上马上就能嘚瑟起来。

舞台上表演的梁龙依然妖娆，但已不再长发飘飘 图 / 视觉中国

慢慢地，二手玫瑰在圈子里有了一点名气。没过多久，CD咖啡通知梁龙过来顶一场演出。在那个年代，CD咖啡是摇滚演出场所里的头牌，梁龙对自己说：真是狗屎上天堂了。

当天晚上，一个身着红色旗袍、背上插着个“鸡毛掸子”、披着头发的大个儿“女士”出现在CD咖啡门前，屁股一扭一扭地走到一张预留的桌子前，一坐，二郎腿一翘，“啪”地一下起开桌上的啤酒，另一只手里夹起一根烟。全场骚动。

登台第一首唱的是《公益歌曲》，唱的是：来来来坐过来，让我们一起来吹个牛皮。看看彼此有没有什么东西相互去鼓励，千万别把你的过去说得很不容易。这里随时会冒出个伟人低调地对你说，你就是个要饭的。

唱完，梁龙回到台下，一个戴着白色棒球帽，帽子上还有一颗红五星的中年人——崔健——走过来，对他说：“牛逼。音乐方向非常好。”

那天晚上，哥几个宿醉。

第一张专辑录制期间，梁龙叫来自己17岁第一次在家乡组乐队的哥们孙宝齐，“专辑里必须有你的声音。”他要还愿。

因此，有了《伎俩》前面那句知名的念白：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啦，马上就要开始啦。

几年间，地下室的摇滚青年们又经历一段漫长的沉寂期，有人扛不住了，陆陆续续地回了东北，慢慢地就只剩下梁龙和张宇。

没过多久，梁龙也搬出来了，住到了大屯的一间农民房，邻居是和他一样在酒吧驻唱的歌手、夜总会的服务员和来北京打工的人。偶尔半夜下班骑着自行车经过草丛，忽地站起一个妖娆的女人，把他吓得要死。

“大哥，玩儿不？”

3

混出了名气，紧接着就是想赚钱的事儿。

可演唱会全靠赞助商撑着，台上风光，下了台回家还得洗菜做饭。没钱赚，人心开始散了。三点排练，四点了人还到不齐。2004年，乐队晃荡了一年，几乎什么都没干。梁龙年轻，脾气冲，自认为没什么领导才能，有天，他给几个人一一打了电话，说：“乐队我不想做了，大家都各自冷静一下，有缘再聚。”

那时候，他认识了一帮艺术家，天天和他们喝酒，在工作室一住半个月，什么也不干。看人家画画，觉得好玩儿，听别人讲艺术史，他跟着一起吹牛逼。还自己租了一个工作室，做了一些艺术品。

2007年，北京人姚澜终于忍受不下去了，对梁龙说：“你音乐不能扔啊，我们这都跟着你玩儿呢，你这天天当艺术家我们怎么办？”

梁龙问：“如果我要一条道跑到黑，你愿意跟我跑么？”姚澜说：“愿意啊。”

就这样，姚澜脱离别的乐队，成为二手玫瑰的专职吉他。他把建筑公司上班却一直有音乐梦的李自强拉过来弹贝斯。鼓手用了孙权，梁龙的齐齐哈尔老乡。梁龙把长发剪了，重新开始。

民乐手是在网上认识的，发帖人网名取得很神气，什么唢呐手、首席之类的，叫吴泽坤，一张嘴语气特冲：“你知道我叔谁么？我叔吴彤。”吴彤，音乐世家走出来的著名民乐演奏家，嗓音嘹亮高亢，是“轮回”乐队的创始主唱。

头几年，乐队开会的时间比排练的时间还长，大家凑在一起聊下一场演出的舞美、灯光、现场切换，连服装穿什么都要讨论，然后一起去小商品市场买饰品和道具，他们也算是一支“视觉系”的乐队，是很贴近民间、有群众基础式的接地气。

随着时间推移，这支乐队的风格化越来越明显。乐队的主流色调是红配绿，以此衍生出许多粉丝周边：秧歌扇、头巾、耳饰、背心、比基尼。梁龙还请朋友专门围绕东北花色设计了一整套服装和艺术品。

佩戴“红配绿”衍生饰品是二手玫瑰粉丝的标志 图 / 受访者提供

现在来看，二手玫瑰在当年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抓住了好机会，音乐走东北文化的路子，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而是用诙谐和恶搞的方式去调侃。乍一听，会笑，再一琢磨，还有点意思。

梁龙自己想得多，对策划和市场有敏锐的嗅觉。2007年，二手玫瑰的一个歌迷，空军第一航空学院计算机专业大三的学生冯常亮闲着没事儿和同学做了一个歌迷论坛，他给梁龙的博客留言，申请注册成为官方域名。梁龙同意了。

自媒体没出现的时候，BBS是最大的宣传出口，梁龙和乐手们经常出现在“二手村”的论坛，发发帖，留留言，和粉丝互动。后来《中国好声音》火遍全国，梁龙牵头组织“村民”录制一张翻唱唱片，叫《二手好呻吟》，唱的都是二手玫瑰的作品，村民自己录音、混音，乐队帮忙设计，出设备和经费。

2013年，黄燎原带着二手玫瑰加入了唱片公司摩登天空。11月，“二手玫瑰摇滚无用”演唱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演出前，审批一直通不过，直到预定开演的前17天，才最终得到同意。

演出足足持续了两个小时四十分钟，音乐嗨起来时，观众从座位上抬起屁股，高举着手臂和台上被一身方块反光亮片装饰的梁龙一起跳跃。

进工体，是摇滚乐队“成了”的一个标志。黄燎原想，自己的历史任务算是完成了。

4

历史任务完成了，时代却变了。

多少年来，梁龙总揣着走向世界的梦想。他记得，2007年的时候，自己曾经在纽约的一个酒吧和崔健的前任经纪人探讨过这个问题，问：“你为什么不把老崔带到美国继续演？”对方答：“老崔老了，不是我不让他出来，他自己没有动力了。”

这个说法梁龙不能接受。经纪人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崔健到美国演出，台下全是中国人，演得特别不高兴。他想给外国人演，于是嘱咐第二天随便找一家酒吧，结果第二天观众大部分还是中国人。

梁龙出国演了几次之后，开始慢慢理解崔健的失落。

十几年前，二手玫瑰乐队出国演出要大使馆参赞发函，政府层层审批才行。现在，只要在当地找一个承办方，买了机票就能走。到了国外，根本不用担心没观众，当地的中国人就足够了。

不仅是足够，而且是太多。有一次梁龙和乐迷半开玩笑说：“下次我们巡演的时候，谁带一个老外过来，我给谁门票半价；带两个老外过来，我给你免票。”

可即便吸引了外国听众，事实与构想也不太一样。

国内的音乐很难真正走进外国人心里，让梁龙颇为无奈。首先是语言问题，即便是用英语写歌，写出来自己都不能信服，“就像一个云南人学我，学得嘎嘎像，你能信么？”

更重要的是，国内外的音乐成熟度不一样，音乐在国外已经发展得很上轨道，听众接受起来也很理性。这首歌喜欢，就鼓掌，之后就完事儿了，老外在这方面反而更简单。

2013年在工人体育馆举办的“二手玫瑰摇滚冇用”演唱会成为这支乐队后期的一个标志点 图 / 受访者提供

国内的音乐市场也变了。十年来，国内音乐节火爆，市场给摇滚乐队的演出机会更多了，演出价格飞涨，两万变四万，四万变六万，六万变八万，一下子就起来了。乐队忙起来了，可并不意味着更健康，国内音乐节门槛低，只要有人拿钱就能办，粗制滥造的特别多。直到现在，大部分音乐节演出现场连后台都没有，乐队换衣服还要自己找个地方，躲着换。

如今的二手玫瑰已经渐渐在音乐节和一些演出里压轴。梁龙突然发现，二手玫瑰变成了一支跑场的乐队。

大家开始安于现状。每年二三月休息，四月开始预热，五月开始狂演，七八月过渡一下，九十月又开始狂演，一年就这样过去了。一支跑场乐队和流行歌手还有什么区别？这让他充满恐惧。

有一天排练结束，他让哥几个留一会儿，开了个小会。他话直，直奔主题：

“你们记不记得几年前巡演，两个火车之间时间太长了，下一个车晚点了，李自强铺的报纸，我们就那么睡在了火车站？各位，这个场景是不是历历在目？刚刚几年前的事情，怎么大家现在就没有危机四伏的感觉呢？今年我已经40岁了，乐队18年了，再过几年，都不用几年，一两年，分分钟新乐队、天王级的乐队就会像春笋一样出来。那我们去哪儿？”

可事实上，这几年，新乐队并没有春笋般地出现。现在是直播的时代、是真人秀的时代，喊麦可以造就年薪几千万的草根明星，高颜值小鲜肉出来晃晃就能一夜爆红。

时代变了。

5

这些年，梁龙经历了一场巨大的自我困惑。

在北京算是扎下了根，组了乐队，出了专辑，慢慢地也能赚钱了。乐队玩了十多年，该拿的奖也拿了，个人的生活在慢慢变好，娶妻成家后人生状态也走向稳定。之后去哪儿？要干嘛？

梁龙看过一部电影，叫《鸟人》，看到男主角生活一塌糊涂，在舞台上非常尴尬时，梁龙很触动，他突然觉得那种尴尬就是自己的尴尬。特别是当男主角被误打误撞关在外面，不得不裸体跑过一条街道，冲进人群回到剧院的舞台上时，“那个瞬间，那种羞辱感说的就是我啊，整个人个找不着北了”。

他再也不是一个自我经历的记录者和讲述者，而是成为一个生活的观察者，一些曾经觉得不是问题的事情也成了问题，就连“这个时代还要不要批判”也再不像年轻时那么确认。

他去哈尔滨的一所大学做分享，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我不同意你说90后不尖锐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90后每个人都尖锐，所以你就看不到尖锐了。”

回来之后，梁龙一直在想，这话是对的，大家都尖锐了，世界就变平了。那是不是这个时候，如果不说话，反而是尖锐呢？逻辑悖论出现了。摇滚乐一开始就是尖锐的、批判的，可如今，70后一代所面对的社会问题早已不存在了，现在连当年那些批判的对象都找不到了。

更深一层，梁龙也不确信，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就是对的吗？这样的批判有价值、有意义吗？实在想不出个答案，梁龙告诉自己：这就是中年危机吧，年纪大了，内分泌都跟着老了，晚上喝一顿酒第二天都爬不起来，就别说对信息的消化能力了，肯定是在下降。

他再也不敢像十几、二十年前那样拍着胸脯说，自己比别人更有前瞻性了。

梁龙给自己找了些别的路。用他的话说，去“分泌”自己的艺术理想。

他在798开了间画廊，第一个艺术展用了二手玫瑰的一首歌名，“允许部分艺术家先富起来”，风格仍是东北的红配绿。进门处有一个大浴缸，用红色的花布包着，里面堆满了绿色的听装啤酒。

这个展览仍旧是小众的艺术形式，没有溅起太大的水花。展览那几天张宇也去了，进了门口看了半天，纳闷：“浴缸里放啤酒，这就是艺术了？”梁龙赶紧说：“你别说话，想喝你就自己拿一个。”

张宇也放开了。去年民谣火了，他和朋友搞了个组合，写一点民谣和流行歌曲。吼了十几年，都四十了，不该较的劲也不较了。写写歌编编曲，赚点钱。梁龙这些年在演出时常拿他砸挂，讲他们当年一起喝尿的段子。他似乎有点不爽，但一笑而过。

对梁龙而言，音乐的创作，也渐渐从主动寻求发声变成一件自然流动的事情。

年轻时写歌词，要故作老道和深邃，不愿意直白地表达，现在写歌词一点也不压抑。有朋友拍电影，找他给写主题曲，是一部青春片。

梁龙想了想，写道：我要开花/我要发芽/我要春风带雨的哗啦啦。